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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洛齐人的故事:那时我们的伊甸园发生了什么?

归档日期:05-11       文本归类:韦科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洛齐王国曾经是赞比西河上游泛滥平原上当之无愧的主人。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其复杂而多变的农业系统和丰饶的牧场。为了更好地统治这片土地,洛齐族人经常掠夺附近的居民,抢夺牲口和奴隶。对于洛齐人来说,19世纪充满着动荡,分裂危机、内战和外族入侵不断交替;尤其是1840至1864年这四年间,一个源于沙河和韦特河河间地带的科洛洛(Kololo)部族的侵略,给本就凌乱不堪的洛齐民族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直到一百多年后的1978年,卢波希·勒瓦尼卡(Lubosi Lewanika)国王才成功控制了部落间的纷争和暴乱,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拥有众多商贸网络的中央集权政体。充分利用本族人民和奴隶,勒瓦尼卡治下的洛齐王国兴建了众多农场,运河成功打通了平原地区。面对内部反对和外力势力的威胁,洛齐民族始终相信王位与土地是紧密相连的,国王的称号Litunga在洛齐语中即意味着土地。

  洛齐王国与欧洲人的交往得益于巴黎福音派传教会的弗朗索瓦科亚尔,他早在1886年就抵达巴罗策兰,帮助勒瓦尼卡国王及其族人获得不列颠王国的保护。1890年7月,勒瓦尼卡国王与罗德创办的不列颠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派来的代表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为了获取南部非洲公司对“国王和整个国家不受所有外来干涉与攻击”的保护,洛齐王国授予其在约20万平方英里土地上进行矿产开发和贸易的特许权。值得一提的是,协定上明确规定,勒瓦尼卡本人的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和作为酋长的权威并不会因特许权协定而受到威胁。事实上,不管是对国王权力的定义,还是不列颠王国所承诺的保护,严格意义上讲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巴罗策兰与商业公司签订的协议并不能直接保证其取得保护国地位。

  勒瓦尼卡本人慢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不断寻找巴罗策兰更好地处理与不列颠王国关系的万全之策。可惜这些努力都但都未能奏效。1907年,勒瓦尼卡关于巴罗策兰成为直属保护国的提议被正式驳回。北罗得尼亚建立以后,巴罗策兰的归属问题在谈判中被反复提及,而洛奇的权力则在此过程中不断被侵蚀,南部非洲公司则获利越来越多。勒瓦尼卡去世后的1916年,他的儿子暨王位继承人,耶塔三世(Yeta III)重启了保护国议题。南北罗德尼亚的合并势在必得,耶塔却没能最终获得不列颠王国的书面承诺。1921年,他的态度愈发坚决,强调其父的外交是由“来自巴罗策兰人民的自由意志所驱动”,而非“侵略或兼并”,因此巴罗策兰理应享受到“天然保护国”的地位。他攻击对方失信于人,愤怒地说:“如果目前的解释是对特许权与协定的正确解读,那么我们一直以来都被谎言蒙蔽了。”但是耶塔的请求即刻再次遭到了殖民政府的无情拒绝。等到1924年北罗得尼亚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耶塔再次提出要恢复已有的酋长特权,当时即将赴任的殖民官赫尔伯特·史坦利爵士(Sir Herbert Stanley)则索性打起了太极。

  从此之后,耶塔再也没有提过恢复他的权力和其王国的地位。事实上,一系列殖民改革和重组使得巴罗策土著政府(Barotse Native Government)和洛齐权贵的权力逐渐被殖民者所掌握。不可否认的是,耶塔的统治在洛奇分裂主义的漫长历史中显得格外重要。正是他不耐其烦的反复抗议,使得日后任何宪政变革都很难与实现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分割开。另一方面,巴罗策兰所享有的实际地位与与勒瓦尼卡及其继任者的期望差距过大,这根本上源于对协定和同盟关系的滥用。面对日益繁荣的商业帝国和其背后强大的殖民政府,弱小的洛奇族只能通过道德批判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等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巴罗策兰的发展水平与北罗得尼亚其它地区相比差距愈加显著,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沦为铜带省的矿业和南部农场的主要劳动力输出地。高额的税务和流失的劳力使一度兴盛的巴罗策兰成了有名无实的王国。耶塔同父异母的弟弟茵韦科(Imwiko)在其过世一年后继位,却因为默许一系列殖民改革而受到族人的反对。例如一个名为Katengo委员会的组织被再次任命为巴罗策土著政府的顾问方,来获取酋长和委员会在参与任何涉及到巴罗策兰的宪政变革的咨询和批准权。当他本人在1948年去世时,众人甚至猜测他的继承人姆瓦纳维纳(Mwanawina)可能亲自策划了暗杀行动。

  姆瓦纳维纳即位后并未抛弃前任所坚持的分裂主义方针。1948年他试图修改新的Litunga,北罗得尼亚的总督吉尔伯特·伦尼爵士(Sir Gilbert Rennie)重申与茵韦科达成的协议依然奏效。第二年英国殖民地国务卿亚瑟·克里奇琼斯(Arthur Creech-Jones)在芒古(Mongu)会见了姆瓦纳维纳和他的委员会,保证道:“陛下的政府将不会答应任何没有通过您咨询和赞成的宪政变革。”如愿获得和解后,姆瓦纳维纳随后开始对巴罗策兰土著政府中反对自己的势力进行大清洗,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到高位上,剥夺其他皇族及其随从的权力。这些被姆瓦纳维纳驱逐的人随后结成了最坚定的复仇者同盟。姆瓦纳维纳的裙带关系也同样引起了除了洛奇族精英外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不满。成立于1939年的芒古福利协会(Mongu Welfare Association)就是中产阶级表达不满的一个重要组织。但是姆瓦纳维纳通过聘任福利协会的成员为土著政府工作,成功地将这个“温和的原始民族主义经营组织”改造成了“保守的部落制的压力集团”,与传统精英一起,将矛头对准了制约洛奇主权的殖民制度。

  姆瓦纳维纳有的政治策略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决与北罗得尼亚的政治气候划清界线。为了尽快实现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的愿景,殖民政府双管齐下,试图取得姆瓦纳维纳的公开支持。由于这个提议被巴罗策兰和其他殖民地广泛反对,殖民局决心做出一些退让,包括承认巴罗策兰的保护国身份,以及保留姆瓦纳维纳本人的所有权利。而更强硬的招数在后面:鉴于女王已经正式批准了成立联邦的议题,吉尔伯特伦尼爵士干脆宣布,任何反对联邦的行为都可被视为对王权的不忠。后者让姆瓦纳维纳非常为难。一方面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王国得到英国的认可,另一方面来自巴罗策兰的反对声音又十分刺耳。他的两个兄弟,商人出身的尼瓦·扎扎(Newo Zaza)和曾任校监的克莱门·扎扎(Clement Zaza),与其余几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洛奇精英发起了一个反对姆瓦纳维纳统治的运动。巴罗策国家协会在塞克里·克诺索(Sekeli Konoso)的领导下,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运动,主要活动范围在铁路干线经过的主要城市。尽管这两个组织并未一开始就选择合作,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改革巴罗策兰土著政府,以便接纳更多来自精英集团之外的人才。扎扎兄弟号召姆瓦纳维纳退位让贤,制定新的宪法,并依照宪法选举一个Litunga与传统的议员们共同治理属地。1956年恩冈贝拉·瓦卢比塔(Ngambela Walubita)因为不满姆瓦纳维纳任人唯亲而辞去巴罗策兰传统政府的职务时,这位Litunga直接将自己的侄女婿安空降到他的位置。这个行为直接惹恼了克诺索和扎扎来兄弟,被他们视为对传统一次赤裸裸地亵渎 。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国王也开始反击:克诺索因为散发诽谤污蔑Litunga的传单的罪名被逮,其余追随者也因为抗议等行为而被罚款。打着治理骚乱的名义,殖民当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负责考察改革,实际上暗中支持姆瓦纳维纳的统治,威信全无。

  1959年,姆瓦纳维纳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骑士头衔的几个月后,殖民政府取缔了赞比亚非洲国家大会党(Zamb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日后领导赞比亚独立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的前身。殖民政府随后严格监视几个非洛齐族的巴罗萨兰领导人,寄希望于通过打击少数异见者来稳住局面。这个决定事后证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些被驱逐的人,如扎扎兄弟和克诺索,选择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政治活动越来越有影响力。而联合民族独立党则利用这些人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大力支持改革巴罗策兰土著政府,与洛奇传统精英公开作对。面对不断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来自洛奇人民的不满,姆瓦纳维纳在1960年8月重申了他过去分裂巴罗策兰成为直接保护国的诉求。这遭到了民族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巴罗策兰反分裂运动应运而生(Barotse Anti-Secession Movement),发展成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洛齐战线。另外一个叫做巴罗策爱国者(Barotse Patriots)的组织也坚决支持反对分裂的诉求。事实上,包括希科塔(Sikota)和亚瑟·维纳(Arthur Wina)在内的几个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核心领导人本身就是洛齐族人。从出身、教育和政治倾向上,这些人都不算是洛齐的传统精英。但是在联合民族独立党内,他们却和被姆瓦纳维纳排挤的传统精英一道开展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在巴罗萨兰的领地上,由于传统政府的禁令和殖民当局的支持,这些组织和政治家的影响仍然有限。

  1961年4月姆瓦纳维纳去伦敦会见英国殖民秘书伊恩·麦克利奥德(Iain MacLeod),要求洛齐从未来将要成立的政治体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姆瓦纳维纳的弟弟戈德温·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Godwin Mbikusita-Lewanika)逐渐脱颖而出,这引起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强烈不满。戈德温·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是联合联邦党(United Federal Party)卢安瓜(Luangwa)地区的议员,更是时任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亲近的盟友。他和韦伦斯基一道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南罗得尼亚和前西北罗得尼亚在内的新联邦,姆瓦纳维纳也曾给予支持。但这项提议很快就被废止了,姆瓦纳维纳只好继续争取将巴罗策兰分裂出去。1962年4月他召开了巴罗策国家委员会(Barotse National Council),会议旨在讨论保护国的前景,参会者包括洛齐族的高级酋长和Litunga任命的议员。此次会议宣布,经姆瓦纳维纳本人同意,巴罗策兰人民将被允许参加未来选举。确信民族主义者们在巴罗策兰的势力尚微,姆瓦纳维纳和他的委员会嗅到了一举打败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机会。一旦巴罗策国家党(Barotse National (or Sicaba) Party)在选举中获胜,分裂主义就获得了合法性。相对地,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张在保留巴罗策的传统身份的基础上,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鉴于其施政纲领的本质是改革,联合民族独立党放弃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转而寻求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策略使其在选举中取得了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巴罗策国家党甚至没有一位候选人获得了超过70张选票。

  虽然在这次竞选遭遇了惨败,姆瓦纳维纳更坚定了巴罗策兰分裂的决心。他于1963年7月飞到伦敦与中部非洲的部长巴特勒(R.A. Butler)会面。但是英方领导人总结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目的:其一,隆重接待Litunga;其二,巴罗策兰的命运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得知一旦分裂成功,英国并不会资助巴罗策兰的发展,姆瓦纳维纳只好同意与北罗得尼亚政府谈判。巴罗策兰国家委员会改革在北罗得尼亚政府的坚持下如愿进行,随后的委员会选举结果以联合民族独立党赢得所有25个席位的巨大胜利而告终。根据之前在伦敦达成的协议,1963年9月将在利文斯顿举行正式谈判。决定巴罗策兰命运的一次谈判见证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委员们如何协调正反两方的利益。一方面,政府代表们满怀信心,想要尽快结束巴罗策兰分裂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大部分洛齐人对此提出反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联合民族独立党委员黑斯廷斯·诺侑(Hastings Noyoo)受邀为利文斯顿会议致开幕。他警告政府必须告知“Litunga和他提名的委员会”,“正在推行的政策在政治上不切实际,危害经济又不符合非洲本土情况”。但他反对的并非是巴罗策兰本身的存在,而是“Litunga和他提名的委员会”对传统的滥用和对权力的极端控制。他们长期以来推行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巩固他们陈旧的权威和自私的贵族特权”而已。不同于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者,这些联合民族独立党议员们承认洛齐的特殊地位,强调更兼容的民族主义方针。面对反对的声音,政府方面最终做出妥协,会议勉强通过了一个基本协议。协议规定巴罗策兰将参与未来举行选举,所有现存的协议仍在独立后保持法律效益,直到双方同意取代现存的协议。

  1964年1月的大选,联合民族独立党再次赢得了各省的大多数席位。但当卢萨卡会议讨论巴罗策兰的未来时,由Litunga、联合民族独立党议员和被任命的传统议员组成的洛齐代表团再次结成了联合战线。他们坚持,只有妥善保管传统身份,巴罗策兰才同意加入赞比亚共和国。这个提议与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口号“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相冲突,故而遭到坚决抵制。无奈之下,姆瓦纳维纳向卡翁达妥协,英国代表、巴罗策代表和北罗得尼亚政府签订了一个正式协定。5月15日,姆瓦纳维纳和他的代表团飞到伦敦,签署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巴罗策兰协定》(Barotseland Agreement)。正如姆瓦纳维纳在他的发言稿里强调,“历史悠久的洛齐王国与这个新兴国家合并所达成的条件,理应纳入这个国家宪法的一部分。”卡翁达再次拒绝了通过宪法保留洛齐特权的提议,甚至反对Litunga享有特殊的土地权利,双方和谈面临破裂。这次是卡翁达对姆瓦纳维纳妥协,表示认可后者对巴罗策兰土地的传统所有权;仍存迟疑的姆瓦纳维纳最终接受了卡翁达的示好。至此,《巴罗策兰协定》取代了之前所有英国与巴罗策兰签订的协议,规定Litunga领导地方政府的权力神圣而不可侵犯。作为回报,巴罗策兰同意成为赞比亚的一部分。如果分析权力分配,这个协议的签订意味着联合民族独立党委员们同时打败了Litunga和联合民族独立党。联合民族独立党委员们同时效力于巴罗策兰国家委员会,他们在传统权力结构中享有重要地位,这和芒古福利协会早期的做法相似。与分裂和激进的改革相比,这些人更倾向于温和的改革。他们并不反对巴罗策兰国家委员会的存在,而是将矛头对准它的发展方向和开放程度。这些人也许算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首当其冲是洛齐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的双重民族主义尚且可以中和。毕竟早在1964年的政治动员上,联合民族独立党就提出要在保障巴罗策兰的发展基础上,保留其传统地位。

  1965年3月20日的Lealui,巴罗策兰的故都,姆瓦纳维纳穿着灰色的长褂,头戴大礼帽,与赞比亚共和国的总统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一同出现在了自己的宫殿。姆瓦纳维纳带领随行队伍抵达被洛齐人称作Nalikwanda的皇家游船,身后跟随着恩冈贝拉、诺侑和赞比亚内阁成员。这是洛齐人一年一度的迁移性放牧纪念活动——Kuomboka,也是赞比亚独立后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展示国家团结,显示对传统的尊重,所以极具象征意义。正如《中部非洲邮报》的社论所写,“当卡翁达总统与姆瓦纳维纳·勒瓦尼卡一起走进Nalikwanda的一刻,巴罗策兰纳入赞比亚的最后一个印章就被敲定了”。在Kuomboka第二天举行的一个集会上,卡翁达强调了“过渡发展计划”的重要性,告宣布“要使巴罗策兰变得富裕”。

  国家统一的期盼很快就落空了。5月底,由于担心卢萨卡提出的地方政府重组计划会将传统法庭置于司法部的统治下,巴罗策兰国家委员会果断拒绝了与中央政府合作。不久,一些内阁部长飞到芒古,表面上是参加一个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省级会议,实际上则是对巴罗策兰施压。很快,国家委员会宣布对“误解政府的政策而道歉”,且诺侑声明“国家委员会并未与中央政府作对,只是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他还强调巴罗策兰一直以来都是赞比亚的一部分。但当姆瓦纳维纳被问到是否满意巴罗策兰成为赞比亚的一部分时,他回答道:“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我不能回答”。6月29日,《北方新闻》发表了一封由诺侑签名的信件,题目是“巴罗策政府新闻稿”。“巴罗策政府”,信里写到,“希望严辞拒绝贵报刊初的题为“巴罗策委员会道歉“的报道。目前,一个简单的关键问题是:巴罗策兰与伦敦签定的协议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财政部部长亚瑟·维纳警告诺侑在玩火。毫不意外,中央政府据传对诺侑展开了严密的搜捕。这个消息最直接的结果就是1965年颁布《地方政府法案》,彻底废除巴罗策兰土著政府与巴罗策兰国家委员会,取而代之的则是区域委员会。这个法案撤回了Litunga的任命权、巴罗策财政的控制权以及制定法律的一票否决权。为了弥补其利益损失,政府同意支付其1万英镑的工资。1965年的《酋长法案》给予总统授予和撤销任何酋长身份的权利,并且详细注明Litunga也包括在内。1966年的《地方法院法案》又将巴罗策兰的司法管理纳入国家体系之下。巴罗策兰的传统政府至此被完全解散,Litunga必须依托中央政府而存在。

  仅仅截止到1967年,联合民族独立党就在整个巴罗策省失去了民意。洛奇族的内阁部长也开始失去在联合民族独立党党内的影响。愈演愈烈的宗派斗争造成多个洛齐政治家在1967年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上落选。这个结果既是造成洛齐人不满的原因,也是结果。对出身洛齐的联合民族独立党政治家来说,失去党内支持加剧了巴罗策省的孤立。1967年,洛齐的愤怒得到了一个新的宣泄渠道。前反对党非洲人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议员木法亚·蒙布那(Mufaya Mumbuna)在1966年《地方法院法案》批准后便宣布,创建他自己的政党——联合党(United Party)。联合党吸引了很多被联合民族独立党驱逐的巴罗策兰政治家,如那鲁米诺·芒迪亚(Nalumino Mundia)在1968年初当选联合党主席。诺侑也加入了联合党,成为了巴罗策省的省领导人。联合党在全国范围逐渐扩大影响力,不料其在铜带省的运动酿成了大规模骚乱。卡翁达在1968年8月宣布,禁止联合党的一切活动,限制联合党成员的行动。芒迪亚被捕,但诺侑和其他人因为提前收到了警告而转到地下运动。联合党后来被纳入了非洲人党,洛齐人的不满也得以在1968年12月选举前找到了新的组织寄托。

  非洲人党和联合党想要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巴罗策省的人民曾得到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承诺,独立后却没有享受应得的福利,生活状况一如既往得糟糕。联合民族独立党在1964年提出的保留和发展巴罗策兰的政策显而易见并没有得到落实。截止1968年底,巴罗策省的雇佣工人比例甚至比五年前还低。糟糕的经济状况不仅让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洛齐民族主义者取得共识,甚至还得到了传统精英和大部分老百姓的支持。那些当初投票给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洛齐人也许曾想着通过牺牲王国的自治换来发展前景,熟料惨烈的代价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1968年11月姆瓦纳维纳去世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2月15日戈德温·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继承了王位。这个决定引起了很多居住在城市的洛齐人,包括洛齐的联合民族独立党政治家的反对。但联合民族独立党似乎影响了继承人的选择,旨在削弱联合党的势力,向那些批评政府孤立巴罗策省的人示好。

  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继位后的四天,赞比亚进行了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如果联合民族独立党支持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是竞选策略之一,那么选举结果显得差强人意。非洲人党赢得了巴罗策省总共11个席位中的8个,获胜率高达61%。仍被政府控制行动的芒迪亚诺侑和芒布那都成功当选。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候选人输掉席位,标志着洛齐民族主义者被彻底拒之门外。《赞比亚时报》一篇社评甚至如此不堪地评论:“选举过后,在约翰内斯堡打工的服务生竟然取代了卡翁达总统前内阁的人才。” 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复仇来得很快。尽管巴罗策省在1969年关于结束所有普通投票的公投中投了否决票,试图让议会只负责修改宪法,这项公投最终被国家通过。这标志着挑战《巴罗策兰协定》合法性的开始。1969年8月11日,在联合民族独立家委员会年会上,卡翁达宣布Litunga将会失去他剩下的特许权。两周后,巴罗策省 被正式更名为西部省,其享有的狩猎与打渔的传统权利被终止。最终在10月份的时候,政府引进了《宪法修订第五号决议》,废除了《巴罗策兰协定》,将土地使用权从Litunga手中收回。非洲人党议员在议会上严厉反对这项决定,芒布那甚至痛批赞比亚政府和南非白人政权没有什么分别,是“现行的纳粹主义”。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希科塔·维纳则重申政府立场:“你不能在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你不能承认一个由白人签署的协议。”诺侑将维纳称作“一个在自己的出生地被政治放逐的人”,并警告,如果政府继续推行终止1964年的《巴罗策兰协定》,大屠杀将紧跟着发生。联合民族独立党在议会享有的大多数席位保证了这个决定于10月15日被通过。1970年《西部省法案》是压倒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因为它规定了所有土地归总统所辖,废除了传统政府享有的所有权利。

  纵观整个70和80年代,洛齐分裂主义一直徘徊在低潮阶段。在引入一党制的前夕,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于1972年驱逐了芒布那和诺侑。随着非洲人党和联合党均被打败,洛齐民族主义者被中立,联合民族独立党开始跟传统主义者们协商,准备在酋长的总部设立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分支机构。依存国家权力而存在的Litunga试图与政府和解,但他谄媚的态度并不被其人民所认可。在1973年一党化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西部省的投票率仅达21.8%,居全国最低。虽然这个数字在1978年的选举中提升到了44.1%,但依旧居全国最低。事后证明这两次选举结果成了西部省反对中央政府的证据。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死于1977年,继位者是耶塔三世的儿子伊鲁特(Ilute),后称耶塔四世。他1983年任职于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协管西部省事务。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吸收的洛齐精英不限于皇族。1981年卡翁达任命曾任联合民族独立党议员和前非洲人党/联合党领袖,那鲁米诺·芒迪亚(Nalumino Mundia)为总理,旨在打破诋毁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传言,控制分裂主义的势头。纵观整个70和80年代,西部省的人民的最深的担忧来自于外部威胁。安哥拉战争的激化和南非武装力量的入侵,使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大本营的西部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隐患。深陷贫困的西部省,现如今被一党制的国家严格制约,洛齐分裂主义也就只能暂且低调行事了。

  一党制的突然结束,掀开了赞比亚政治史的新篇章,也标志着洛齐复仇的开始。1990年召开的关于通过多党制改革的全国会议,见证了多党(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的成立,而其幕后推手之一就是戈德温·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的儿子,1991年之前任MMD秘书长的阿卡尚巴瓦·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Akashambatwa Mbikusita-Lewanika)。穆法亚·芒布那(Mufaya Mumbuna),洛齐权利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担任多党西部省主席。而阿卡尚巴瓦的妹妹,伊农戈·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Inonge Mbikusita-Lewanika)也在政坛十分活跃。1991年多党获胜的大选中,他们均赢得了西部省的席位。有一段时间多党曾将几股传统力量凝聚在一起,但就如同“放在篮子里的牛奶”一样无力,并不能被彻底压制反对的声音。多党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知识分子、商人和离开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政客间的冲突显而易见。全国统一核心会议(Caucus for National Unity)的成立,反映了多党内部一些人对以奇卢巴(Chiluba)主席为代表的班巴语领导核心的不满。尽管西部省大比例投票赞成多党当选执政党,奇卢巴并没有如愿接受洛齐的诉求。这种少数民族被边缘的心态在部长级别的任命完成后被进一步落实了。被分配了不太重要的职务的阿卡尚巴瓦不到一年就选择了辞职,严厉批评党内腐败和对民主的滥用。1993年他在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建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党也成为了很多从多党辞职的或被边缘的政治家的新出路。这个小党的命运与联合党相似,没过多久就解散了。

  耶塔三世在位时,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一旦修宪被提上了政治议程,洛齐的期望就会被提高。在一党制快要衰落之机,洛齐传统领导组织巴罗策皇家机构(Barotse Royal Establishment)也开始了行动。1990年9月17日,超过1千个洛齐人参加了由策皇家机构组织的芒古集会,主持大会的是恩冈贝拉。这次集会的核心是1965年批评政府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巴罗策土著金库(Barotse Native Treasury)的资产,号召律师起诉赞比亚政府。随之而来的谈判破裂更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1993年7月,约5千名群众聚集在Limulunga这个地方,支持西部省分裂。奇卢巴因此恼羞成怒。出于对政府闪烁其词的的严重不满,1994年2月愤怒的芒古群众用石头攻击总统的车队。1995年,赞比亚警方在西部省查获包括30个火箭发射器、手榴弹、地雷和炸药等在内的各式武器,据推测,均来自于邻国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组织。赞比亚政府随后通过了一项新的土地法案,重点强调巴罗策协定已经失效。巴罗策皇家机构很快做出回应,在1995年11月份召集巴罗策国家委员会,会上提出将巴罗策协定纳入赞比亚宪法。一旦这项提议被政府剥夺,“巴罗策的人民将有权利恢复自主权,获得1964年以前巴罗策最初的地位”。

  为了抓住这次反对浪潮的机会,阿卡尚巴瓦·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在1996年大选前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赞比亚议题(Agenda for Zambia)。他公开支持分裂主义的提议,认为巴罗策人民继续“遭受赞比亚当前部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且不公正。他的政治运动得到了其它同行的支持。同一年,伊马希库·穆堂戈尔瓦(Imasiku Mutangelwa)王子建立了巴罗策爱国主义战线(Barotse Patriot Front),这是一个出于对巴罗策皇家机构不满而发起的激进运动。1996年大选结果却见证了赞比亚议题党的胜利。尽管伊农戈·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赢得了芒古的议会席位,阿卡尚巴瓦在总统选举中仅获得了2.61%的票数,在西部省的票数是27%。随着多党掌握政府领导权,洛齐分裂主张前途不甚明朗。然而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 并没有被这次失败所打击,1998年提出武力威胁赞比亚政府,实现巴罗策兰的分离。1999年8月,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边境相邻的卡普里维回廊(Caprivi Strip)遭受了入侵, 入侵者是一个自称为拉普里维解放军(Caprivi Liberation Army)的武装力量,它主要由洛齐人组成,与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一样追求分裂,提出恢复巴罗策殖民前的身份。作为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坚实的同盟,穆堂戈尔瓦曾说,“现在已经到了行动而不是声援的时刻了”,支持者们已经越过了边境来协助“族人们”。阿卡尚巴瓦早先也曾发表过他对拉普里维解放军和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的支持。拉普里维解放军袭击了纳米比亚政府在卡蒂马·穆利洛(Katima Mulilo)的部署,但很快就被纳米比亚国防军给打败了。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随后被赞比亚政府取缔,而穆堂戈尔瓦本人不得不向驻卢萨卡的南非高级专员请求难民身份。

  然而这个事件并没有阻碍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的政治生涯。耶塔四世死于2000年,阿卡尚巴瓦试图竞争宝座,却没有成功。2001年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伊农戈代表赞比亚议题党出战,却仅获得了全国0.56%的票数。甚至在她之前获胜的芒古选区,伊农戈也仅获得了441张选票。赞比亚议题党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源于实力欠缺,尽管在竞选期间做出了很多许诺,但不能保证能够线年大选后,放弃分裂主义立场的阿卡尚巴瓦重新加入了多党,成为了发言人。他后担任奇卢巴的继承人,利维·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的特使,而伊农戈则被任命为赞比亚驻美国大使。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伊农戈和阿卡尚巴瓦被证明是善变的政客,擅长修复国家和地方精英和政治之间的缝隙。不同于父亲的是,他们还涉猎洛齐民族主义政治,与三十年前的诺侑和芒布那不谋而合。对于戈德温·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来说,他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是由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中央化路线决定的,洛齐主权被摧毁是一个必然结果。对于阿卡尚巴瓦来说,多党政治的历史阶段,被中心控制之外的权力享受更多的空间。不过,在一个中央化的选举体系下一味追求地方主权,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结果,耶塔四世的继承人是卢波希·茵韦科二世(Lubosi Imwiko II)。继位前,他曾是一位投资铁路的商人,其家人曾为多党工作。在他统治的前五年,西部省比较平静。但是2005年芒贡巴宪法回顾委员会(Mung’omba Constitution Review Commission)的报告强调,政府方面缺少和谈判的意志,阻隔了赞比亚政府与巴罗策代表的对话,呼吁BRE和政府双方能够妥善解决巴罗策兰协定中的核心问题。芒贡巴宪法通过后,姆瓦纳瓦萨总统召开了全国宪法会议(National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因为巴罗策协定被忽略,巴罗策皇家机构提出抗议,拒绝接受新提出的宪法草案。反对的声音不只限于巴罗策皇家机构。2010年10月23日,在赞比亚国庆前夕,芒古的一场反对宪法草案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力冲突。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和武器来阻止人群。随后的一个月,芒古发生了更多骚乱。2011年1月14日警察强硬的造成两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超过100人因为参与暴乱而被逮捕和驱逐,还有23人被指控叛国罪。四个性质类似的组织涉嫌参与了这起骚乱,它们是巴罗策自由运动(Barotse Freedom Movement),恢复巴罗策兰运动(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Barotseland),Linyungandambo(意思是“提醒你的族人”),和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巴罗策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巴罗策皇家机构与以上组织分离,但它也在寻求一定政治筹码。委员会反对暴力,强调恢复协定效力,却强调这不等同于分裂主义。这个决议受到了于2008年当选的赞比亚总统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的欢迎。考虑到选举将要在下一年举行,洛齐分裂主义组织扬言进行干扰,巴罗策兰协定无疑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2011年5月11日,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的总统候选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在芒古的一场动员活动中公开表态:“Linyundandambo不是一个暴力组织。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在赞比亚所有十个省中,只有巴罗策兰的人们享有这样一个协定,一个卡翁达签名批准的协定。如果我们竞选成功,我们会子90天内执行这个协定。”这个承诺最终成为了萨塔和他的政党的噩梦。爱国阵线年大选,但是并未执行这项协定。相反,萨塔向那些在骚乱中被逮捕的人表达了歉意,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起初洛奇人期待这次调查可以讨论巴罗策兰协定的内容,但最后呈现出来的11条决定中的9条都仅限于2011年1月的骚乱,没有一条提到了巴罗策兰协定。在调查报告的撰写过程中, 似乎有人建议恢复巴罗策兰协定的法律效力,批评赞比亚警察在骚乱中的做法。 2012年3月召开的巴罗策国家委员通过了过去二十年来最激进的几项决定,暨最终决定接受废除1964年《巴罗策兰协定》的决定。委员会提出,当国际协定已被另外一方宣布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再被它规定的义务所束缚,回归到我们初始的地位。”这其实是一个循环:如果巴罗策兰协定意味着早于它的协定失去效力,那么当它本身也被终止时,巴罗策兰应该回归它19世纪晚期被授予特许权之前的主权地位。

  眼下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洛齐分裂主义运动的漫长历史上,现代洛齐分裂主义的社会基础到底是什么。截止到60年代,巴罗策兰政治依然被传统精英所垄断,洛齐分裂主义根植于他们之间的政治游戏。这批精英同样控制这个省的财富。劳工移民为精英之外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些改变生活条件的机会;同理,教育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正是这些人建立了芒古福利协会。尽管如此,巴罗策兰依然是北罗得尼亚最不发达的地区,顶多算得上是殖民时期优秀的劳动力储备区。通往独立的斗争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先是克诺索和扎扎兄弟,随后是联合民族独立党委员这样主张洛齐民族主义优先于国家民族主义存在的人。对独立的渴望,加上民族主义者许下的美好诺言,驱使绝大多数洛齐人在1964年大选时投给了联合民族独立党。这次投票的本质是支持地方发展,反对传统精英的政策而并不是他们的存在。但当巴罗策兰的存在受到威胁时,诺侑和芒布那为代表的洛齐民族主义者通过支持分裂主义维护洛齐主权,这又跟那些早先为了自身利益而寻求分裂的洛齐精英殊途同归。自60年代起,分裂主义的主要推手已不再是传统精英,而是巴罗策兰培养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者。1968年,联合民族独立党曾许诺的独立果实已成泡影,洛齐王国的传统领导结构被迫解体。这些都让洛齐人对执政党彻底失去信心,转而支持那些洛齐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如同其它国家的选举,1973年和1978年并不允许直接反对执政党,但是洛齐人还是通过弃权票的方式对中央政府表达强烈的不满。

  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也许洛齐传统精英并非没有谨慎地对待分裂主义运动。如果我们把洛齐分裂主义比作骑马这项运动,那么传统精英们既不是被驾驭的马,也更不可能是驾驭马的骑手。他们也许更像一个马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2012年9月,大约60人左右的洛齐年轻人来到芒古行政区委办公室,当场撕碎了上百份赞比亚宪法修订草案的印刷品。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管我们,我们不再是是赞比亚的一部分,因此宪法修订的协商过程跟我们无关”。这次行动的结果以12个示威者被逮捕而告终。刚刚上任的克莱蒙·瓦茵耶·辛茵卡(Clement Wainyae Sinyinda)被报道曾闯进芒古警察局要求释放这些示威人员。塞南加(Senanga)地区多党前议员辛茵卡是2012年巴罗策国家委员会的核心,后成为争取洛齐权利运动分子的倡导者。仅过了11个月,辛茵卡就宣布从巴罗策国家委员会辞职,并批评巴罗策皇家机构是幕后黑手,他们几位成员发起的运动获得了Litunga的批准。巴罗策皇家机构自然是努力划清界线。辛茵卡对随后建立的巴罗策国家自由联盟(Barotse National Freedom Alliance)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由Linyungandambo, 巴罗策自由运动, 恢复巴罗策兰运动, 巴罗策爱国主义阵线和巴罗策青年团(Barotse Youth League)组成的庞大组织,于2013年8月由辛茵卡正式领导。很快,他连同其余84人因叛国罪而被起诉。11月30号,控告被撤回。不同于2011年骚乱引起的逮捕活动,并没有人对这次逮捕事件道歉。如果上一次道歉是新上任的总统通过许诺来积累政治资本,那么这次的控告同2011年一样,也是一次政治博弈,尽管目的完全不同。

  对独立成果的失望与现代分裂主义不谋而合,也与多党政治时期的失落遥相呼应。60年代联合民族独立党委员会在现代分裂主义者中找到了对应。成功打破传统与现代精英界限的阿冯巴·蒙波瓦(Afumba Mombotwa)就是个例子。身为勒瓦尼卡顾问的孙子,他从未在传统办公机构就职。1955年出生于芒古区,他在西部省接受来小学与初中教育。后从伦敦留学归来的蒙波瓦先后就职于赞比亚农业部与外交部。他与巴罗策爱中国主义阵线年建立了Linyungandambo。这个组织的成员由年轻人组成,这符合芒古骚乱时期的报道。这些年轻人并不仅仅批判现行政府,还攻击它的前身,包括1964年签署的巴罗策协定和勒瓦尼卡签署的特许权协定。这段历史对这些现代分裂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正是特殊主义的历史渊源激发了他们,而反过来,特殊主义本身也因此被反复强调。

  过去几代人的分裂主义情绪可以依次归结于殖民特权、独立后以及多党政治时期的苦果。由于巴罗策兰的不发达和政治边缘化,老百姓对未来有着更高的期待,分裂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不可避免地,这种政治态势与洛齐的政治意识紧密相关。光明的发展前景与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看似毫不相干,却成为几代分裂主义者的信仰。他们不满于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迂腐的政治观和当下发展驱动下的自由主义方针,认为它们都没能给巴罗策兰带来可观的利益。巴罗策皇家机构和洛齐精英自然也追求个人特权,但是洛齐分裂主义的历史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当权者的历史。跟其它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样,对过去的维护也是对未来的构想,这是精英们和其它普通人共同的追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并非坚持或变革,而是弱小的人对当权者的挑战。尽管过去的五十年赞比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这个国家的西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初。欠发达不只是局限于西部省,但它的发展状况之差显而易见。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引起学界对赞比亚以及赞比亚这一地区更广泛对研究兴趣,全面详细地掌握政历史上洛齐族分裂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非洲的殖民制度、后殖民政治、民族主义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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