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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还是殖民: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与影响

归档日期:05-02       文本归类:科珀斯克里斯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291年,随着耶路撒冷王国首都阿卡陷落,拉丁基督徒在黎凡特大陆的政治、军事存在烟消云散。这在西方世界中引发了广泛的震惊和焦虑。从1290年代起,欧洲人写下了大量详尽的著述,提出了各种方案试图“光复”耶路撒冷。人们讨论过对近东的新远征,一些甚至得到了实行——其中一个高潮是1365年塞浦路斯的法兰克国王率领基督教联军短暂地攻占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然而最终依旧铩羽而归。在14世纪及其后的岁月中,人们鼓动了多次“十字军”,但它们已是旧瓶装新酒了——被用于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教廷的政敌。因十字军运动而兴起的三大骑士团中,圣殿骑士团于1312年遭到解散,而医院骑士团先后在塞浦路斯、罗德岛、马耳他建立了新的总部,条顿骑士团则在波罗的海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后来的十字军能够夺回圣城,伊斯兰教徒直到20世纪初期还牢牢掌控着黎凡特。

  无数东西方历史学者曾经探讨过十字军东征失败(或伊斯兰世界胜利)的原因。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恐怕源于十字军运动的终极目标与十字军诸国的生存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对天主教会而言,十字军东征本质为一场“武装朝圣”和“武装传教”。领取十字架的巨大诱惑在于,它融合了服役和苦修的理念,并被认为最终能够洗涤参与者灵魂的罪恶。由于基督徒对原罪论深信不疑,对许多人来说,参与十字军东征是获得死后升入天堂钥匙的捷径。以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为代表的教皇鼓动教徒踏上讨伐异教徒之路,固然怀揣让基督徒寻觅救赎之道的希望,但更是为了巩固教廷的权威,让天主教势力远播东方。

  然而,对于已在东方建立政权的法兰克殖民者而言,其迫切需要的绝非“武装朝圣”。四大十字军国家距离母国有数千公里之遥,强敌环饲,而臣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或东方基督徒。为了国祚长久,一方面需要缓和与邻近异教国家的关系,谋求某种共存共荣之道,另一方面,它们也急需天主教国家持续的军事援助和输血。而这两方面均与十字军东征的本质相悖。大部分领取十字架的西欧民众,将自己定位为朝圣者而非殖民者,这决定了十字军运动必然是周期性而非持续不绝的。由于缺乏制度性、常备的外来军事援助,一旦十字军诸国面临重大危机,西方的驰援往往缓不济急。初来圣地的欧洲贵族通常急于在同异教徒的“圣战”中建功立业,而本地出生的拉丁贵族则倾向于与之和平共处,这也导致了困扰十字军国家多年的主战派、主和派的内部倾轧。宗教狂热一方面给十字军战士带来了力量,也的确曾经创造奇迹,但也制约了政治家和将领做出理性的决策,面对敌人提出的优厚和谈条件,他们屡次错失良机。十字军史上两位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和路易九世的境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矛盾:平心而论,路易九世虽然两度亲征,但挽救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却是最终与萨拉丁握手言和的理查一世,然而,教廷给予封圣殊荣的却是两手空空的前者。潮汐一般的十字军东征逼迫原本离心离德的伊斯兰各国团结起来,而对十字军国家的自给自足反而造成了伤害。除非十字军运动彻底改弦更张,否则,黎凡特十字军政权的消亡将不可避免。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战”则颇为顺利,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欧人在地理上占据的天然优势。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奇迹般的胜利以及十字军诸国建立之后,圣地之战似乎陷入了暴力、复仇的怪圈,基督徒和穆斯林均曾犯下兽行。当然,十字军东征也深刻改变了地中海历史进程,并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历史学家们承认,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及广阔的地中海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推动欧洲开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述交往导致了艺术上的借鉴以及科学、医院、哲学知识的传播——它们均促进了西方的深远变化并最终有利于文艺复兴的诞生。十字军在黎凡特的艺术和建筑展现出东西文化融合的迹象,手稿、插画或城堡设计的十字军风格却无法回溯至西方,与同时期欧洲的范本截然不同。此外,十字军国家在传播伊斯兰学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安条克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学术翻译中心),也正是在十字军时代,欧洲人开始采用我们熟悉的“阿拉伯数字”。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之门(尽管这并非唯一的大门)。与之相应的,从11世纪至13世纪,西欧进入了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代,学术、科技、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国际贸易也在增长——这绝非我们固有印象中“黑暗的中世纪”。按照通常思维,十字军东征不断耗费着欧洲的人力物力,两个世纪的杀伐想必会造成一片萧条。既然事实并非如此,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场运动不仅裹挟着腥风血雨,也带来了文明和财富。

  耶路撒冷国王赠给自己王后的“梅丽桑德圣咏经”,便是十字军时代欧洲艺术与伊斯兰艺术融合的一件艺术精品

  医院骑士团在叙利亚境内修建的“骑士堡”,风格上亦是东西融合的产物,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十字军为拉丁欧洲带来的其他形式的改变更加有迹可循。实际上,大规模远征对诸如法兰西、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影响,当它们打破了宗族和贵族集团的藩篱之后,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骑士团的崛起对中世纪欧洲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拉丁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三大骑士团拥有与既有世俗、教会权威一较短长的力量。而十字军东征的广受欢迎则提高了教廷的权威并重构了中世纪王权的施行。它还对新出现的骑士观念产生了影响。通过创造新的苦修形式,圣战也改变了宗教实践。

  定居“海外之地”(十字军国家的统称)的法兰克人并非与世隔绝。虽然是“武装朝圣者”的后裔,但本地贵族总体而言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些拉丁人频繁地与黎凡特本地人民接触,包括穆斯林、东方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后来的蒙古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欧洲人能够与“东方”文化交流,甚至在理论上吸收后者。海外之地孕育的“十字军”社会的确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和西班牙人日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狂热粗暴相比,拉丁东方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却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即便对现代人而言,也不乏借鉴意义。十字军国家都市居民呈现多元化的特质(例如,耶路撒冷便依据信仰和民族,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人区、犹太人区,并保留至今),而小型乡村居民点则倾向于保持一致的宗教身份——一个十字军国家的村庄可能全部由穆斯林组成,另个一个则属于希腊东正教徒。大部分穆斯林村庄似乎由一位“赖斯”(ra’is,相当于头人)施行自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了保留。现存的同时期伊斯兰政权税收水平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治下穆斯林农民的处境并不差,他们的税负甚至低于伊斯兰国家的平均值。这也解释了在十字军占领圣地后,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穆斯林人口的迁徙或减少现象。甚至拉丁贵族本身,也开始“入乡随俗”,许多西欧移民受穆斯林影响,迷恋上了黎凡特的公共浴室,他们的饮食、衣着也开始改变,而一些统治阶层精英甚至和穆斯林贵族称兄道弟。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的随军教士富尔彻曾写道:

  “我们西方人已经变成了东方人。这片土地上的罗马人或法兰克人成了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兰斯或沙特尔人成了提尔或安条克市民。我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出生地。”

  著名穆斯林诗人、外交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1095—1188,曾先后侍奉过赞吉、努尔丁与萨拉丁)在代表作《沉思之书》中,便描述了他与拉丁人的交往。据说,他常常在十字军国家的公共浴室中邂逅基督徒熟人(圣地的公共浴室同时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开放),一些骑士与他私交甚笃,甚至提出将其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最令人称奇的是,当乌萨马希望在阿克萨清真寺(当时已被改为教堂,并且是圣殿骑士团总部)旁的小清真寺(也被改为教堂)祷告时,骑士们竟特意为他清场。这位穆斯林文学家、外交官俨然被奉为了上宾。

  对伊斯兰世界而言,法兰克人带来的威胁给穆斯林世界带来了同仇敌忾的目标和理由。这令努尔丁和萨拉丁这样的穆斯林英雄得以复兴“吉哈德”(圣战)理想,也让他们能够在近东、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实现一定程度的团结——虽仍不完美,但考虑到此前伊斯兰世界因教派纷争(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不和)和民族冲突(传统阿拉伯、波斯贵族与突厥、库尔德新贵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也远胜过自穆斯林早期扩张以来的任何时代。加之东方蒙古人的入侵,马穆鲁克在拜巴尔、嘉拉温领导下终于打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并将外来者赶出了圣地。这对后世许多穆斯林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当然,伊斯兰世界通过与十字军的交往,也获得了经济文化上的裨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黎凡特穆斯林已经通过意大利海商与欧洲建立了某些商业联系,但这种经济交流的体量与重要性在12至13世纪才有了飞跃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拉丁人在东地中海移民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诸国的出现改变了地中海的贸易线路,对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商业城市权势的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西欧商人对埃及、叙利亚等地的穆斯林政权也不可或缺。阿拉伯世界历来有重商主义的传统,持续海量的贸易自然会影响到精英阶层的决策。例如,以“圣战斗士”自居的萨拉丁,夺取埃及统治权后,竟特意在亚历山大港为热那亚人设立了租界,以便从欧洲进口货物(尤其是木材)。当他夺回耶路撒冷时,又否决了部下拆除圣墓教堂的提议,下令悉心保护基督教圣地——这体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的理性和务实。十字军东征时代双方的和平交往和共存共荣常常被刀光剑影的战史所掩盖,但却是它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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